雷竞技最佳电子竞技今年暑假，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举办。其中，中国奥运代表团以斩获40金、27银、24铜91枚奖牌的优异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二，取得了自1984年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经历过2008年北京奥运的疯狂后，“中国奥运叙事”逐渐朦胧，“唯金牌论”、“唯成绩论”的呼声渐渐泯灭。即使我们看似漫不经心地说着“奥运与我们无关”“中国不需要金牌来证明国家实力”，但事实上，只要奥运到来，它依然是那个代表着人类和平的理想主义盛事。那么，现代奥运会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结？

　　巴黎奥运会期间，总台全国网收视率达35.75%，较开幕式前相同天数提升27%。总台频道组单日最高收视率达38.33%，创2016年8月11日以来重点假期（春节、元宵、国庆）之外的单日收视率新高。作为四年一遇的特殊盛会，奥运会受到如此之高的关注，充分体现出与其他消遣方式不同的独特内涵。无论是日常的休闲游戏，抑或各类节日庆典，似乎都无法比拟奥运会对我们的强大吸引力，它如同一个神秘漩涡把观众卷入其中。而揭开这层神秘面纱，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在当代娱乐活动中，奥运会是一场罕见的身体解放的狂欢。

　　不过，在观看奥运的过程中，作为观众，我们往往只保持了“看”的动作，而对其中独特的身体成分，未必有足够的自觉认识。在古代，奥运会展示身体的逻辑甚至优于比赛本身的竞技目的。如今的奥运会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寄托解放身体的普遍渴望和努力，或许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促使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奥运。

　　历史悠久的奥运会与古希腊的多神信仰紧密相连，是希腊人向诸神献技、愉悦神灵的宗教盛会。人们把奥运会视作一次宝贵的机会，向神灵展现自己的身体，证明虔诚的信仰。在运动、竞技和狂欢中，向善的人性被唤起，以最优雅高贵的形式歌颂和礼赞人类的尊严和永恒价值。人在“天地神人”的四方境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走向人性的自由和圆满。

　　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请他们回顾一下希腊人，在并不太久以前，还像现在大多数野蛮人那样，认为男子给人家看到赤身裸体也是可羞可笑的呢。”可见，在古希腊人看来，裸体竞技作为展示身体的活动，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关键所在，也彰显了他们的文化骄傲和身份认同。奥运会上的身体是“被看见”的身体。观众在目睹运动员的身体之美后，生发出对自我身体的内省；而运动员自身的身体，在观众身体的包围中，也展现出超群绝伦的荣耀。

　　在这样的视看交互活动中，人们领悟到自身的物质存在，人类不止是精神性的，我们还分享着一种共同的内在基底——质料。由此，古希腊人形成了身体崇拜，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共通性又焕发出崭新的重要意义。

　　以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为先驱，20世纪的哲学已经发生了身体转向。在哲学史上，对身体观念的关注，总体而言，始终笼罩在理性统治的阴影下。然而，身体的话语也保持着反抗的姿态，在哲学家们无意识的书写中时有流露。就如洛克对笛卡尔天赋观念（innate idea）的批判，潜在地显示出身体的必要性。

　　如果关于颜色的天赋观念存在于我们心中，洛克质疑：“那上帝何必给人以视觉，使他用眼睛来从外界物象接受这些观念呢？”他强调，人自身就具有获得妥当、确定的知识能力。视觉作为一种知觉，属于身体官能的一部分，反映出哲学事实上难以完全脱离身体。

　　因此，身体的转向可以被理解为对哲学史中压制身体的话语霸权酝酿已久的反动，也是古希腊身体崇拜的现代诠释。它同时适应着时代变迁的需要，对个性迥异而日趋原子化、孤独化的现代人而言，在彼此身体的同一中，方能体验自身的类属，走出封闭的主体意识，把自己重新纳入世界中。如梅洛-庞蒂所说：“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中并且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身体并非精神的牢笼，人的自我认识，正需要在面向世界、与他者对话中完成。

　　如上文所说，以往哲学史中身体的“失语”同其本应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矛盾，促成了哲学的身体转向。但是，身体转向还存在另一种解读方式：正如我们不会关注无处不在的空气，只有在我们已经开始失去身体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注意到它的作用和位置。

　　奥运会成为了身体的余晖、身体的最后堡垒。作为身体崇拜的节庆，这场原始狂欢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面对电子世界的殖民时束手无策。我们也许会因为奥运会比赛打开尘封已久的电视，抑或邀请三五好友共同在屏幕前呐喊喝彩，甚至抢购奥运会的现场门票、出国观礼。但当一切落下帷幕，互联网的虚拟漩涡又能迅速卷土重来。

　　奥运会将我们的目光短暂引向纯粹的身体竞技，但与此同时，弹幕玩法、图文直播等新时代的媒介形式也已经内化于观赛的过程中。由此，身体解放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试图通过关注身体竞技、歌颂身体以摆脱传统叙事中对身体的羞耻化压抑；另一方面，这一解放的实践却日趋局限于虚拟空间的“去身性”活动之中，被电子世界所同化。

　　在传统叙事中，身体被置于羞耻的道德框架内，它的欲望、功能和存在被规训为难以言说的隐秘领域。而在电子竞技等虚拟空间中，个体通过匿名性和符号化的身体表达解放。然而，事实上，这种解放不过是逃避性的虚拟重构，当我们不断走向网络符号堆砌的世界，离自己本真的身体只能越来越远。

　　身体的危机背后孕育着现代社会中全新的视看关系，它重新确认了身体作为权力实践的场域。在奥运会中，吸引我们的或许不再是纯粹的身体，而是观看带来的权力。现代“视看关系”深深嵌入了社会的权力网络中，它强调观看的单向性，权力通过“看”对个体的行为、姿态和存在进行规训，将身体纳入服从机制中。

　　因此，如今人们对奥运会的热衷，背后潜藏的，是将其已不再是将其视为像古希腊时期那样的民族庆典，而是作为一种在虚拟空间中展示自我的媒介和与手段。随着传播介质的不断丰富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奥运会成为了我们在现代生活中，通过各种视觉手段全面、细致、多角度、且毫无负担地观看他人身体的契机。“虚拟在场”的形式，使观众与运动员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通过软件与屏幕，我们以一种几乎不受限制的方式参与观看，而运动员却难以通过相同的视角“回看”。观众的目光不再是简单的观看行为，而是主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视觉话语与视觉权威。

　　我们不仅通过电视、网络观看比赛，更深度参与到数字空间本身的内容建设中。在多样的观看方式中，弹幕观赛悄然成为主流。发送弹幕是“说”对“看”的有效补充，由此，虚拟世界延展了现实，所有人在数据空间中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可以设想：我们坐在电视前，用手机与好友聊天；我们坐在电脑前，不断输入弹幕和他人沟通，类似的场景，正在成为我们观看奥运会的常态。

　　如今，太多人已没有耐心完整观看一场比赛，体育本身受到了忽视。事实上，人们在意的只是“说”，而非主体间的交互性。奥运构成了谈资背景，重要的是让人们处于相同的聊天频道，其内容则无关紧要。信息时代，有太多的节点、媒介帮助我们随时进入数据空间，我们需要不断开辟新的社交入口，因为，每次找到兴奋点并狂欢后，它就被消耗和遗忘了。我们需要不断涌现的新热点刺激“说”，但在“说”完以后，事情本身的真假对错也已经不再重要。

　　因此，传统视觉行为的互动性被现代视觉机制主导的单向观看所替代。在这种不平等的观看关系中，观众对运动员施加了权力。这种权力在弹幕中体现得尤为显豁，甚至消解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关系，人们仅仅通过“看”和“说”就获得了满足感，奥运会本身的重要性降到了低点。

　　运动员在聚光灯下的身体展示失去了最初的荣耀感，被现代视觉机制解构。在他人目光的逼迫下，运动员的身体也不再是自我表达的工具，而是他人解读的对象。

　　奥运会中的健美身体不仅受到外在权力的逼视，同时更受到人们依照规则的主动“驯服”，这样的双重压力正将异化导向必然。

　　“驯服”代表了身体本身的异质性，它体现在意志与身体微妙的平衡中。正如我们的困倦、温饱都不以自由意志为转移，主观意志和身体的关系长期保持着一种结构性紧张。而技术正通过影响人们的意志，进一步压缩身体的空间。电子游戏和网络平台的巨大吸引力减少了人的睡眠时间，照明设备让光亮驱散了黑暗，夜的消逝已经广泛引起哲学家的忧虑。对身体的压抑和剥削毫无疑问将造成身体的赢弱化，此时，现代科技又指出了一条人为强化身体的道路。

　　《爱、死亡和机器人》中，齐马通过技术更新身体，成为“超人”，这段情节精准映照了当下科学的发展方向。2017年上映的电影《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塑造了一个用电子机械肝（cyber mech liver）强化器官的角色，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享用更多的酒精饮料。

　　影视作品正向我们抛出疑问：如果技术可以强化身体，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或者说，没有力量能够有效阻止这种超人类的身体改造。强化肝脏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消费酒饮，而强化的后果又是催生更为膨胀的消费欲望，工具化的身体由此沦为消费的环节。

　　这正像是现代奥运会的一重隐喻，经由科技手段和现代传媒的介入，奥运会赢得广泛关注的原因，早已脱离了古希腊原初的身体崇拜和文化骄傲，而应归于一系列由经济因素主导的审美资本主义。商品化和美学化的职业体育，将身体、竞技和消费紧密结合在一起。工业革命、媒体发展为体育传播和组织化提供条件，使它逐渐从地方性的娱乐活动演变为全球化的文化商品。

　　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被赋予美学价值。现代营养学为各个体育项目提供量身定做的训练方案，甚至直接诉诸医疗科技，针对部分器官进行系统强化，逼近力量、速度与美感的极限。而运动员的身体在被打造为体育象征的同时，也被装点成了消费符号，通过市场化操作（如联赛制度、广告、转播权）吸纳资本和观众。

　　运动员不仅是比赛的参与者，更是品牌代言人和文化偶像，他们的形象由媒体塑造，受到全球消费者的追捧。作为职业体育商业运作的集大成者，通过精心包装和推广，奥运会成为吸引观众的审美盛宴，同时也变为资本增值的重要平台。原始的“生物的身体”更加遭到忽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的身体”。奥运会正是一场“被驯服”的身体庞大的展示，它不仅侵蚀了运动员的身体，还诱导我们对这样的身体产生崇拜，而这种崇拜本身，又构成了对身体的另一重异化。

　　奥运会的市场化特征为大众带来了共同的兴奋点，形成了稳定的作用群体，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人的社交需求。在这个强调利用碎片化时间的时代，真正的碎片化时间——睡眠、白日梦、空想都已经被我们排除在外，而奥运会就作为社交的一部分，服务于我们对时间裂隙的填补，这是“忙于社交”时代的必然。

　　可以想见，如果在未来，梦也成为了消费品，那么电子空间对睡眠的蚕食或将不复当下的盛况，“夜的消逝”的局面，将一转为荒诞的“全员睡眠”。但那时，没有梦的睡眠就成为了不被“允许”的，夜也不再是最初的“夜”，人的身体将落入从早到晚不停“消费”的境地。

　　作为一场身体狂欢的奥运会即使遭遇了困难，其中的身体成分也依然存在。在变与不变中，奥运会何以因为内部充盈的游戏精神而依然生生不息，又何以在新时代下呈现出粉圈文化的暧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索。后篇中，我们将把重心转向奥运会中的游戏成分，从游戏精神的角度解读我们是如何被奥运会这样的体育嘉年华牢牢吸引的；也会从巴黎奥运会的新热点、新问题入手，管窥奥运会在一次次轮回中向我们开放了怎样的新意义。

　　在撰稿过程中，本文的写作径路和角度都受到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斌教授的启发，在此特别鸣谢孙斌教授为本文提供的宝贵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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