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竞技最佳电子竞技人类文明的演进，往往是从游戏开始的。秩序、规则，人们以游戏的方式彼此理解，同样以游戏的方式相互竞争。长期以来，游戏作为人们情绪和剩余精力的集散地，保护着人们对竞技的渴望，使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技术与技艺得以延续。2021年5月29日，“良好电竞与公平游戏，虚拟交互的真实日常”游戏工作坊在复宣酒店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传媒学院6家院校的学界专家和《电子竞技》杂志期刊负责人、青年学者一起，围绕电子竞技研究、教育与实践进行深入研讨。讨论分为上下半场进行，研讨结束后工作坊开展了一小时的圆桌头脑风暴，充分交换了有关电子竞技的建议与观点。本文系对此次复旦新闻学院游戏工作坊的回顾。

　　上半场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马凌教授主持下，就良好竞技环境的议题进行了诸多主题分享。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章戈浩以《秘技、外挂、修改器——游戏作弊的媒介考古》为主题，借以尤西-帕里卡《昆虫媒介》为研究缘起，认为整个社会像一个巨大的、关于游戏的隐喻：社会环境同游戏情境一样真实，当人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同样会感受到如现实世界一般的各种焦虑。人们在生活中会碰到各种各样游戏规则，在数字媒介的逻辑下，规则正在成为一套自动的程序进行着。游戏逐渐独立于人，从遵循机会而定的自我规则，转变为自发的排列组合。在新的游戏规则下，人变成了游戏的碎片，人变成了数字的人。数字的人会以游戏的功能或职能部门出现，被程序化的人会按照自我编程的游戏规则运转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电子游戏中玩的现状。当我们陷入这种系统的、无法摆脱的游戏状态时，作弊或许就成为了玩家逃脱现状的一种选择，或者说广义的作弊就是当我们不按照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游戏世界会变得更为有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基于量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家长玩游戏会影响孩子玩游戏吗？》这一问题，他认为，电子游戏形塑了孩子自身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改变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绪。电子游戏是年轻一代同辈社交、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一般来说，玩游戏的家长更容易令孩子有热爱游戏的倾向。通过研究发现，家长学历高，所在家庭的孩子对游戏的兴趣会减小，这很可能与家庭教育的选择有关；其次，家庭经济条件好，所在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游戏玩家。最后，研究认为城乡差异也会对儿童游戏玩家造成一定影响，农村的儿童玩家比城市的儿童玩家占比更高，这依然证明着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

　　《电子竞技》主编石翔通过对《过去二十年，电竞和年轻人的亲密关系》的阐释，认为1998年到今天，中国电竞是有比较明确的发展历程的：从业余组织到产业链的完备，从小众文化到关注度的不断跃升，电子竞技通过特定的事件和时间节点，完成了走向台前备受瞩目的蜕变，逐渐成为青年一代的文化选择之一。这种改变与传播媒介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新媒介扩展了电竞的影响力，令更多年轻人越来越关注这个行业。但需要警醒的是，不同电竞群体的定位对我们认清电子竞技的行业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行业参与者、玩家观赛者站位不一，他们对于电竞的认知是存在区别的。同时，新媒体的变化为电竞中稳定的社群亲密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在2018年后，电竞似乎不再是游戏的人独有的空间，它还容纳了更多的可能性，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电竞领域这一新的变化。

　　完美世界游戏研究中心“全球电竞研究”科研项目主编张舸以《中国连接全球电竞研究》为题，分享了中西方电竞语境如何互通的话题。他认为，如今中国电竞研究应该持续关注在现象上，同时积极连接全球化语境。电竞不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应该保持开放、流通的态度，为理解电竞产业、文化创造更多可能。

　　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杜友君教授就《电子竞技与电竞教育》的现状、对策及未来展开论述，他认为，电竞和游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竞技性本质，电竞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体育的视角进行整体性理解。无论是教育还是传播，电竞都要立足于多元化尝试，以顺应时代发展。基于多年体育传播教育的经验，杜友君教授分享了他如何将电竞业态同高等教育进行连接的尝试，提出“游戏人才不该只盯着培养职业选手，游戏玩家不该只盯着青少年群体”的观点，支持电竞朝更专业、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下半场的发言由章戈浩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赵瑜佩就《中国电竞产业的伞型平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发言，她通过阐释如何打造可持续职业电竞的路径、产业和生态，从职业选手生涯的故事讲起，鞭辟入里地分享了如何从文创视角赋能电竞，推动职业化产业发展。她认为，研究需要具有人文视野、现实关怀，要通过对职业选手的生存现状、话语和商业分析进行厘清，才能够更客观地理解、助力电竞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喆以《草根电竞：平台资本下的欲望定级和特权加持》为题，关注电竞游戏社会空间的历史变化及权力关系。她认为从网吧到电竞酒店，电子竞技发生的现实场景已经发生了诸多改变，技术系统也随之演变。网吧及其使用者一直处于电子竞技产业的边缘位置，但草根运营者自下而上地寻找定义电竞体验的协商空间，以使用者的技术消费欲望（而非竞技技能）作为等级划分。顺网科技作为网吧平台，顺应这个逻辑，在平台层面整合了租号买号、网吧特权等功能，引导使用者赢得胜利的途径，达成了新的身份认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雅博士后邓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梳理了电竞游戏中卡牌游戏和MOBA类游戏的知识体系，就文本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他认为，如果把当代的电竞游戏理解成文化层和计算机层的叠加，这样就匹配了卡牌游戏或者说卡牌电竞的文化叙事。即玩家们消费的主要不是文化层的卡牌图像，而是由基础数字构成的数字故事秩序，卡牌游戏在数字逻辑中构织了一套新的故事消费系统。而在MOBA类游戏中，时间是一种重复性的概念，电竞操作更注重快节奏的手眼配合，这种要求和流水线上的工厂劳动并无二致，以自由游戏为基础的效率化的自我剥削由MOBA展开：目前商业化运作中的MOBA游戏，除了有竞技的成分外，还被商业化重构为一种新型的数字游戏劳动平台。商家的盈利建立在游戏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上。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任桐从马克思视野中工作-休闲的关系展开，论述休闲类的电子竞技游戏到底蕴含一种怎样的休闲观？他通过一种具体的游戏情景展开玩家的行动分析，认为相同玩家类型有利于形成一种共振的“节奏”，这种身体上的共振为玩家形成共同体集聚一种势能，暗含着玩家操作存在着革命性游戏的可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程陶然以《从游戏的人到电竞的人——电子游戏中的竞技本质探寻》为题，延续了赫伊津哈在社会文化当中的游戏性因素分析，着重考察了卡牌类游戏《游戏王》中的玩家社区关系。他认为，游戏是具有媒介性的，其媒介性正体现在使人相遇。对战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过程当中，正是有了媒介这一面，使严肃的竞技和非严肃的游戏通过交流变成意识自治，使得竞技的部分和玩乐的部分相互的依存在一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杜梁以《电竞受众：平台经济下的数字粉都》为题进行主旨分享，他认为电竞可以从文化层面反应我们所处时代的某些社会特征。近些年，电子游戏尤其是电子竞技快速兴起，正从少数玩家的趣缘社区发展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娱乐活动，这种转变影响着社会主流文化对新兴电子竞技文化的认知。在电竞产业发展过程中，平台经济起到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它既控制着玩家的进场与离场，也有效利用粉丝生产力来扩大利润。因此，玩家应保持着避免成为“玩工”的警醒，保留参与或退出的自主选择权利。

　　上海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胡冯彬聚焦电竞发展的特殊节点，通过研究疫情期间电子竞技的观赛需求，观察电竞对观看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他认为，电竞产业中商业化的逻辑在体育、竞技的遮蔽下显示的比较隐晦，观赛本身意指一种消费性行为，但在特殊的境遇下，这种消费又成为人们排解孤寂，增强线上社交的一种必要：观赛的社区因交往形成了虚拟的亲密关系，它成为封闭条件下，人情绪的一种媒介出口。

　　在头脑风暴环节，各位研究者、专家及现场参与者就何为电竞、游戏空间的增扩、电竞发展的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工作坊结束后，各位专家对研究向度上游戏和电竞该如何区分基本达成了一致。